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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洋務：六政之外別立一類

洋務實為近代中國“古今大變局”的特定產物，一定意義上可視之為近代歷史的界標。魏源的“籌海三策四論”均不外于此；而王先謙的《條陳洋務事宜疏》亦是以審敵情、振士氣、籌經費、備船械四條建構所論的洋務對策。這大體反映了當時朝堂上對于洋務的認知。洋務實“為國家懷遠招撫之要政”，故朝廷特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辦其事。

郭嵩燾認為，自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三口通商以后，洋務已漸成氣象，而李鴻章、沈葆楨、左宗棠等洋務大員皆以練習洋務為要，力籌富強之術，至精至博。此時朝堂上“洋務”一語多與“夷務”并行，二者所指內容并無不同。清朝一些官員開始改變用詞，從此前專用“夷”而“夷”“洋”摻用，再到全用“洋”字，逐漸完成了從“夷務”到“洋務”的演化進程。但這一轉變，事實上不僅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，而且在官員文化心理認同上表現(xiàn)得更為復雜。甚至到1871年，曾國藩的奏稿仍是“夷務”“洋務”并用。而距此十多年后，朝野上下才不再有“洋”“夷”語義并用情形，洋務一語始獨領時風。

隨著洋務新政的展開和時風的遷變，洋務的實際內容迅速擴展，其含義也不斷擴充。王韜曾以《洋務》專篇論其義旨。他強調洋務之要尤在自強；自強之效，則在治民練兵。王韜還強調，處當今大變局之世，誠能富國強兵者實在兩端，一曰利，一曰強。就此而言，洋務事實上具有更廣泛的內容，雖然也兼及外事，但其義項更多地側重于內政。

洋務甚至是必然牽涉內政、變法的急務。思想家的認識與官員的實政操持并無二致。道咸同光之后，直面現(xiàn)實時務之論的“經世文編”、續(xù)編、三編、四編以至新編踵起接續(xù)，其中葛士浚所輯《皇朝經世文續(xù)編》專列“洋務”一類，相對集中而典型地呈現(xiàn)了當時關于“洋務”的基本內容。葛編特別表明在既有“經世文編”體例的“六政之外，別立洋務一類”，并分列其內容為七項，可謂至廣且泛，舉凡朝廷六政之外的所有事項均在其中。

《李文忠公事略》也特意對“洋務”名詞及其實政內容有過評述。基于此，學界通常也認為，李鴻章“從辦企業(yè)到練新軍，從開學堂、派留學到廢科舉、定學制”，皆為晚清督撫擘畫與經營的洋務新政。

二、時務：審時權而先務之

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，歷經冷漠、抵拒、排斥的洋務在跌跌撞撞中一路前行，竟然成為從風而靡的時風。葛編中“六政之外，別為洋務一類”的坦言，既意味著洋務新政一時無法納入舊政軌轍的事實，也昭示洋務乃“世變”之局的主導趨向。洋務，幾乎包納了外事與內務的諸多實政。

然而，令人頗為困惑的是，就在洋務新政40多年后，1902年刊行的《皇朝道咸同光奏議》卻把“洋務”范疇僅僅限定為涉外事務，在其“洋務”分類下，除通論外只有交涉、教案和出洋三項內容。原本屬于洋務的許多重要時政或事項均分屬于另立之“時務類”和“變法類”，并明確認為開設機器局、學習西法、設立藝局等原本歸納在“洋務”項下 的諸多論說，一概歸屬于“變法”類目下。通過比較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之前“經世文編”在“洋務”項下的奏疏文論，現(xiàn)在基本分列在“變法”或“治法”條目中。時移世變中，“經世文編”系列前后所收取的“洋務”內容竟然完全不同，其變動之大實屬驚人。

其一，此前歸屬于洋務新政的重要內容，都被分列在“時務”項下。甲午敗績之后，朝野上下對洋務自強新政深痛反思，以其“規(guī)仿西法”而未得其要。時務當以商務為切要之圖，而洋務新政實未洞達其要領。“重商論”成為一時之聚焦。清末“新政”布局中開始設立商部衙門。由總理衙門轄制的工、礦、路、郵電諸政統(tǒng)歸并于商部，在制度建制上完成了其脫“洋務”而入“時務”的時代性變動。

其二，此前本屬洋務核心內容的西學以及新學堂事項亦列于“變法”項下。西學及其學堂之創(chuàng)設本為洋務新政的主體內容之一。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同文館，創(chuàng)開風氣之先，相繼而起之南北洋及閩粵各省梯次設立廣方言館、格致書院、武備學堂，人才奮興，成效昭著。

創(chuàng)設學堂實為“儲養(yǎng)洋務人才之用”，以學堂為洋務之當然范疇。葛編中關于學堂的奏疏文論，基本都列在“洋務”類目下，且在“培才”一目下條列《采西學議》等15篇。從李鴻章創(chuàng)設廣方言館，以學習西學推算之學，格物之理，制器尚象之法，時論所關乎學堂、學制之奏疏，均為當時“洋務”類目中的重要內容，而在《皇朝道咸同光奏議》中則統(tǒng)統(tǒng)歸類于“變法類”卷七之“學堂”一目。

其三，原“洋務”項下的諸多實務被分劃在其他類目中。曾經的洋務新政內容一變而為時務之要圖，朝野上下均視修鐵路、鑄鈔幣、造機器、開礦產、折南漕、減兵額、創(chuàng)郵政、練陸軍、整海軍、立學堂為條陳時務之大計。這或許是對其脫“洋務”而入“時務”歷史變動的一個學理層面的詮釋。

三、日常之漸：趨于時務的洋務實政

所謂時務乃時局之要務，而大變局者，實為時局之巨變。1852年勝保在《敬陳時務五事疏》中說，切于時務者，無非敬天變、修人事以消災害，嚴責成以弭禍患之類。郭嵩燾亦曾提及，大臣奏疏多聚焦于用人行政，所謂時務時政，大端在此。葛編中“別立洋務一目”且與“六政”相區(qū)分，既呈現(xiàn)了“變局”的走向，也厘定了同光新政的基本內涵。

在30多年后，“洋務”新政中的大多事項化蛹成蝶為“時務”之要政，實際又構成清末新政的重要內容。由洋務新政到清末新政的兩大事變之間的日常演進以及內在的關聯(lián)，當是晚清“大變局”的肯綮之所在。洋務初興實為當時之急務，其規(guī)制卻在六部之外。時以洋務為富國強兵之取徑。而自強之本則在于廢時文而變取士之道。問題在于，這個位列“六政”之外的洋務，又如何承擔起事關“大變局”的重負？

“洋務意分畛域”，“無論中務、洋務，皆是國事”。既然畛域分立，洋務中的諸多實政，顯然與“中務”形成對立和緊張，一定程度上也體現(xiàn)為“六政”與“新政”的對峙，以至于一些主政的地方官并不把洋務作為施政的主務。如《杜鳳治日記》中所記粵撫張兆棟對洋務的冷漠態(tài)度。對此，郭嵩燾曾言其隱憂。在朝廷權力機制的運作層面上，洋務新政與傳統(tǒng)舊政的枘鑿不合時有發(fā)生，其間由輪船招商局引發(fā)的戶部與總署之間的紛爭即其顯例。

對此新政與舊制、洋務與中務的糾葛，身處其中的沈葆楨深有感悟。陳熾堅持認為應當變洋務為中務，變利器之仿制為政體之改革，非如此不能功成自效。對此，“經世文編”系列中由洋務到時務的日常之變，為我們進一步的探賾索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。成書于1897年的《皇朝經世文三編（增附時務洋務）》大致體現(xiàn)了甲午戰(zhàn)后時論的基本取向。遂有續(xù)之三編專列洋務時務之選。問題顯而易見，其編目分類首“時務”共分為40卷。有關變法自強的縱論對策等也歸時務之類；次“洋務”共分為8卷。這應該是“經世文編”系列中變“洋務實政”為“時務新政”的開端，此后完成的各類“經世文編”雖然體例略有不同，選文各有側重，但總體上承沿其例。麥仲華所編《經世文新編》即略分21目。1902年求是齋校輯《皇朝經世文編五集》，其例言亦明晰其旨。

而1901年邵之棠所輯《皇朝經世文統(tǒng)編》的分目則全然不同既往。以文教、地輿、內政、外交、理財、經武、考工、格物、通論、雜著分類。至此，分立于六部之外的所謂洋務其實已不復存在，其自強要務事實上在借助于“時務”或“變法”進行了重新定位。這是一種深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漸變，在習焉不察的過程中走向了新徑。比較1879年李鴻章在《議覆中外洋務條陳疏》中所指陳的洋務事項，其中不僅有各項實政，也包括各類實業(yè)。開辦機器制造局原屬洋務新政重要事項。但此類內容在1902年何良棟輯錄的《皇朝經世文四編》中，也都歸入“六政”中的“工政”項下。因此，“經世文編”體例上關于洋務內容的這一變化，呈現(xiàn)的是晚清之際“化西為中”制度性的日常之變。

對于各地新興的實政和實業(yè)，主掌洋務的總理衙門頗為時人詬病。實際上，對于“自強新政”，總理衙門也自感無力。曾經屬于“洋務”的機器制造以及學務、商務、礦務、郵電等事項蛻變?yōu)闀r務后，朝野上下糾結數(shù)十年的所謂中洋之分、新舊之別俱化于無形，不僅構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內容，而且也推演為社會普遍認同的時潮。張之洞曾坦言，清末新政之改革雖然是“切要而急行”之為，但并非驟然之變。

四、時與勢：時風所趨與社會情勢

人們通常關注聚為焦點的變局時刻，而常常忽略事變之所以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漸進過程。恰恰是隱伏于日常生活中的“最輕微的運動”，它的日積月累形成的力量，最終掀起了歷史事變的浪濤。驚人的歷史事變即“大變局”的形成及其運行趨向，其實早就蘊積在社會情勢的演進之中，而“情勢”則從深層意義上呈現(xiàn)著歷史的走向。

面對晚清的“大變局”，日常生活中的民情所趨，與朝堂上糾葛萬端的“中西之爭”全然不同。事實上，早在鴉片戰(zhàn)爭前夜，洋貨以及由此促動的風尚已顯端倪。曾國藩頗多感慨地說，欲制夷人或與洋人交際“頗難措置”，而民情所在卻是另一番景況。尤其在洋務新政之后，不僅沿海士民嗜利忘義，習尚日非；即便窮荒僻壤，洋貨流行亦為世風所趨。近代社會確實已今非昔比，人們的生活態(tài)度及其價值觀均不同于以往。雖然在每一次具體歷史事件中民意激發(fā)的動因和表征并不盡相同，但這種社會情勢演進卻以執(zhí)拗而恒久的態(tài)勢呈現(xiàn)著自身的趨同性。及至30年后，張之洞所見的民情世風更加令其憂懼。

時風之流變其實就是晚清“大變局”演進的征象之一。清末《上海縣續(xù)志·序》中簡要而切實地記錄著時風的遷變。“經世文編”系列以學術經世的理念求取“治亂”之理數(shù)。在輯錄時論的同時，它也呈現(xiàn)了驚人的時勢之變。事實上，由洋務趨向時務的微漸之變早在甲午戰(zhàn)爭之前已見于士論之中。1891年，時為廣西學政的宋育仁完成《時務論》初稿，其對洋務新政頗多指斥。晚清之“變局”既屬意料之外，而洋務實為急切應變之舉。然歷史的運行遠遠超出此“權宜”之應對。從而時務新政終將成為時流之所趨。在世風所趨的情勢下，洋務的定位及其社會認同也不得不變。時勢所趨和潮流所向的變局，所引動的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深層變動。即便僻處山西的鄉(xiāng)村，民情時勢之變也實屬驚心。這種深刻而普遍的日常之變，由學堂而鄉(xiāng)野，漸成流風。時至20世紀初年，傳統(tǒng)社會“四民結構”的穩(wěn)定性已經發(fā)生根本性動搖。

與權力糾葛的政局之變和利益較量的政制之變不同，基于民情士風的社會情勢在波瀾不驚的變遷中，沖出了具有方向性的河道，以繁復多樣的面相演繹了歷史性的趨同。社會之變化常常超越了政局之變化，且在更深層次意義上左右或影響著整個時局。而社會情勢的演進與洋務內容的蛻變，互為表征也如影相隨地構成了晚清“大變局”歷史的豐足內容。嚴復曾以“運會”一詞言此世變。

20世紀初，伴隨著清末新政而起的各項改革和改制層層推進的，還有立憲運動、學潮涌動、民變四起、革命風潮……當諸多實務脫出洋務的范疇而成為時務后，實際上就從國家直接掌控的政務蛻變?yōu)樯鐣马棧瑥亩蔀樯鐣貥嫷囊亍亩K州商務局、鎮(zhèn)江商務局、通海商務局等均由地方紳商經理；各紳由各局給予照會。商人實力籌辦實業(yè)、紳商經辦學務、紳董籌辦自治等，一時蔚為風潮。不啻商務如此，學務亦然。全社會的動員和參與，深度地回應著社會變革的訴求。及至20世紀初年，各省紳商士庶紛紛言政謀政，竟然成風。這一方面增持了社會的實力和影響力，一方面則弱化了國家（或政府）對社會的主導性。

不僅“時政吏治，民情風俗，皆足為亂階，無日不懷危懼”，而且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已不相信政府能解決中國的問題，以“先天下之憂”的自覺奮起抗爭尤其是青年知識群體的“集體性的政治參與方式，也為其他社會階層參與政治提供了示范”。社會情勢的演進和時局之變，已經完全超脫了王朝控馭的范圍和能力。身在時局中人也驚嘆其遽變。

晚清“大變局”的歷史行將終結于一個新時代的開始。時也！勢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