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罷《桐城文派史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，作者江小角、方寧勝、朱楊），倍感驚喜：這是一部客觀全面、志在創(chuàng)新的桐城文派研究著作。作者站在新時代的高度，全景式展現桐城文派濫觴、初創(chuàng)、發(fā)展、樹幟、鼎盛、中興、轉型、式微各個時期的風貌，彰顯桐城文派在文學、教育、學術、事功諸方面的貢獻與風采，為后人客觀地認識、理解、研究桐城文派提供了史論結合的啟示與借鑒。
桐城派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學流派。其時間跨度上，堪與有清一代相始終；涉及作家多，據劉聲木《桐城文學淵源考》所載，文學家有上千人之眾；就地域而言，其發(fā)端于桐城，但不限于桐城一域，安徽、江西、江蘇、廣西、湖南、山東、河北等地皆有桐城派作家分布。學界對桐城文派的研究已走過百年歷程，成果豐碩。除了數以千計的單篇論文外，還有代表性專著十余部，然所論大多集中在少數有影響的作家及其作品上，沒能立足于時代高度作整體剖析，往往顧此失彼，多有遺憾。該書則在卷幟浩繁的典籍中爬梳勾稽，溯本探源，從史的角度剖析桐城文派由盛及衰全過程，揭示其作為一個散文文派主盟清代文壇200余年的合理性、必然性，并對數十位重要的人物及其作品、文論思想，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、論述，其觀點之新穎、資料之詳實、論證之嚴謹，皆為前人所不及。
通讀全書，我以為有如下特點：
首先，史脈明晰，持之有據。《桐城文派史》在“緒論”中將桐城文派發(fā)展分為初創(chuàng)、興盛、末流三個時期，闡述其特點與作用，讓讀者了解桐城文派發(fā)展基本脈絡。桐城派不僅留有大量的精彩華章，還有大體相似的文學理論與創(chuàng)作主張，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產生了廣泛影響。郭紹虞先生說：“清代文論以古文家為中堅，古文家之文論又以桐城派為中堅。”該書特別論及桐城文派別具一格的文論主張的傳承及與時俱進的發(fā)展，認為“它濫觴于戴名世，正式提出的是方苞，又經劉大櫆的補充，至姚鼐發(fā)展而完備。而這中間和隨后的桐城諸家，都能適應時代的要求，以自己的才識，提出了或系統(tǒng)或零散的文學主張，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面，對桐城派文論的豐富與完善起到補苴罅漏的作用”。這確為不刊之論，提升了總體把握桐城派文論的史的軌跡。具體論述上，全書則分九章加“緒論”“余論”。史的線索更顯清晰，邏輯勾聯十分合理。
其次，內容豐富，視野開闊。作者除瀏覽現存桐城文派的典籍外，還廣泛搜集、閱讀桐城文派諸家詩文集及相關著作，注意挖掘新的材料；泛覽明清筆記、名人日記與年譜、地方史志、家譜宗譜，爬梳勾稽，旁征博引，力求從中提煉新觀點新論斷，發(fā)掘平常不為人知的作家作品。如原存安徽省圖書館典藏部的姚永概《慎宜軒日記》（稿本），該書無疑對研究姚永概等晚期桐城派作家和中國近代教育史、近代文學史、安徽地方史，都具有重要史料價值。該書除在論及姚永概及其交游時引用其中資料外，還設目專門介紹《慎宜軒日記》內容及其獨特價值。通過閱讀《寄鴻堂文集》及相關資料，將姚鼐弟子、曾與姚瑩并稱“姚李”的李宗傳的文學成就作了詳細介紹，彌補了前人著作之不足。通過對《晦堂書錄》等史料的解讀，使桐城狂士陳澹然的生平事跡與古文成就清晰呈現。以往的研究著作，很少關注論述對象在其他領域的貢獻；對那些個性鮮明卻不為人知的作家，更是付之缺如。該書評介桐城派諸家的人生經歷與文學貢獻時，還關注他們在傳統(tǒng)教育、方志編纂、學術研究、經世思想等領域的建樹與影響；不僅聚焦人們津津樂道的戴名世、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、曾國藩、吳汝綸、林紓、嚴復等代表性作家，而且將方以智、錢澄之等作為文派先聲予以評述；將《桐城文學淵源考》不曾列入的張英、張廷玉“父子宰相”，作為對桐城派發(fā)展發(fā)揮重要推動作用的古文大家，列專節(jié)論述；對范當世續(xù)弦姚倚云、廉泉夫人吳芝瑛也做了簡要介紹。至于方苞弟子王又樸、雷鋐，劉大櫆弟子王灼等，姚鼐弟子李宗傳，蓮池書院的諸位俊秀等，也予以論述。這不僅體現出桐城文派的源遠流長、氣象萬千，還將更多的桐城才俊對桐城文派的貢獻逐一厘清，彪炳史冊，彌補前人之欠缺。
第三，論述精當，新意迭出。該書論述桐城文派之所以產生于桐城，或者說桐城之所以成為桐城文派的發(fā)祥地的原因時，彌補前人論述之缺憾。作者細數其原因：桐城山川靈淑之氣的蘊蓄，崇文重教的傳統(tǒng)，望族家學的傳承，理學風氣的積累、遺民氣節(jié)的標榜，方以智、錢澄之等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化巨子的出現等，都對桐城文派的產生作了最好的鋪墊。而當戴名世、方苞、劉大櫆、姚鼐及其眾多桐城弟子后先相繼，光大桐城文統(tǒng)，樹幟清代文壇；張英、張廷玉利用自己崇高的政治地位，將“清真雅正”的欽頒衡文標準，通過政策引導和圖書編選，為桐城派的文統(tǒng)張目，進一步擴大其影響。即使桐城文派在清末民初日漸衰微之時，仍有桐城名家吳汝綸、馬其昶、姚永樸、姚永概等人勉力撐持，聲勢猶壯。所論立足文學看文派，跳出文學看名家，多角度、多側面地把握了桐城文派的興盛原因，全面公允而令人稱道。
第四，方法多樣，總體觀照。該書還運用社會學、歷史學的研究方法，從歷時性與共時性、時代背景與地域因素、個性特征與流派特色諸方面，探究桐城文派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價值取向與傳承方式。如第六章《鼎盛時期的桐城文派》，先是綜述姚門弟子精英群體的形成，指明姚門弟子存在嫡傳與私淑兩大系統(tǒng)；其后，論述姚門弟子拓展桐城文派的路徑，從內部與外部兩條傳播途徑入手，再現姚門弟子為光大師門、賡續(xù)文脈所付出的艱辛努力；而后根據姚門杰出弟子的主要建樹，分論管同與劉開的文論貢獻、方東樹在漢學之爭中的立場、姚瑩的經世致用思想，梅曾亮對桐城文派發(fā)展的貢獻，對與姚瑩齊名的李宗傳也有評介，如此深入細致的論述令人拍案叫絕。此外，該書在評介劉大櫆時，并及陽湖諸子及其徽州、桐城弟子；著墨曾國藩時，論及湖湘學風與湘鄉(xiāng)派；論及張裕釗、吳汝綸時，對蓮池傳人也作了詳細分析。由點及面，互為補充，較為深刻地揭示了桐城文派作家共同切磋，成就了不同凡響的輝煌。剖析得鞭辟入里，讓人嘆服。
該書也客觀地指出，桐城文派畢竟屬于封建傳統(tǒng)文化范疇，它從封建社會的土壤中產生，不可避免帶有消極落后的成分。但它與歷史上的其他文學流派不同，桐城文派由于人數多、范圍廣、成就大，尤其是它上承唐宋文統(tǒng)，中拓自家田園，下與現當代切近，某種意義上充當了聯結古代文學與新文學的橋梁與紐帶，特別是晚近一些桐城作家如嚴復、林紓自覺與時俱進，不斷汲納新思想，其現實影響并不隨其退出文壇而消失，仍在現當代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。這些觀點無疑新穎別出，給人耳目一新的啟迪。
我對桐城文派僅略知皮毛，雖曾主編過《桐城派文學理論研究系列叢書》，但面對如此厚重的《桐城文派史》，感佩之情由衷而發(fā)。該書使我更深入地了解到桐城文派的博大精深。我有理由相信該書的問世，將對弘揚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、嘉惠學林，發(fā)揮積極的作用。該書無疑是桐城文派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。
此文原載《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》2022年7月22日
作者簡介：吳家榮（1949-），安徽無為人。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、中國作家協(xié)會會員，兼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，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理事，安徽省比較文學學會秘書長。近年來專攻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批評。主編《桐城派文學理論研究系列叢書》，出版專著有《新時期文學思潮史論》《道教文化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