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永福是晚清著名抗法英雄，因家境貧寒，他未能接受正規(guī)的文化教育，卻有不少與人書信來往的記錄，這些書信或由筆吏代為①。徐延旭曾先后以廣西布政使、巡撫的身份參與應(yīng)對中法戰(zhàn)爭。國內(nèi)保存的徐延旭來往函牘中僅見劉永福給他的稟文。法國外交部檔案館保存有徐延旭致劉永福函，實屬鳳毛麟角。
一信函的發(fā)現(xiàn)
光緒九年（１８８３）十一月中旬，法軍在越南北圻展開了入越以來最大的軍事行動———進攻中越軍民聯(lián)合駐守的山西省省會山西城，學(xué)界一般視此為中法戰(zhàn)爭爆發(fā)的開端。由于參戰(zhàn)的清軍、黑旗軍和越軍戰(zhàn)敗后連夜倉惶逃命，場面無序，混亂不堪，親歷其事的唐景崧在日記中記載他和守軍逃出山西城的狼狽情形：“知事不可為，乃乘馬率親兵八十人，……越壕而出。……坐馬旋逸，左右以無韁馬進，狂馳不可勒，乘而顛者再。……回望山城，火光燭天，兵民男女以萬計，紛走田野。”②法方的戰(zhàn)斗報告亦稱“敵人在逃跑時非常匆忙。守城敵兵已把一切都棄之不顧———大炮、錢財、彈藥、糧食，衣服等等”③。法軍進入空城山西，未遇任何抵抗，卻獲得大量的戰(zhàn)利品。這些戰(zhàn)利品中，還包括來不及帶走或銷毀的文件，徐延旭寫給劉永福的信就是這批文件中的一份。
法軍繳獲這批文件后，先由情報處處長馬斯（Ｍａｓｓｅ）譯成法語，交給侵越法軍頭目，以便安排往下的戰(zhàn)事，進一步打擊中越聯(lián)軍④。戰(zhàn)后這些文件被帶回法國。２０世紀(jì)８０年代，廣西社會科學(xué)院歷史研究所從法國復(fù)制有關(guān)中法戰(zhàn)爭檔案，徐延旭寫給劉永福的這份函件被發(fā)現(xiàn)。
法國有關(guān)中法戰(zhàn)爭的檔案主要保存在海軍部和外交部的檔案館。這批文件保存于外交部檔案館。封面上的法文Ｍｉｎｉｓｔèｒｅｄｅｓ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Ｅ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ｓ，意為“法國外交部的外交檔案”。徐延旭寫給劉永福的這封信保存在法國外交部該檔案的“回憶錄與公文（Ｍ．Ｄ．，即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ｅ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的縮寫）”中的“中國（ＣＨＩＮＥ）”部分第２０卷第１１９—１２５頁。
二徐延旭致劉永福函的基本情況
法國外交部檔案館保存的徐延旭致劉永福函，從信套、信封、信箋到文字，保存都比較好，為
①中法戰(zhàn)爭前后，劉永福與抗法官員之間有不少書信往來，這些書信不一定是劉永福親筆，而由幕府人員代寫的可能性較大，《黑旗檄告四海文》即由唐景崧代筆（見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１冊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，第２０４—２０５頁），可為佐證。
②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２冊，第１０４—１０５頁。唐景崧：《請纓日記》卷３，臺灣布政使署光緒癸巳（１８９３）年刊本，第３１頁。
③法國海軍部檔案ＢＢ—４１９５８，第８５頁。
④法國海軍部檔案ＢＢ—４１９５８，第３６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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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讀此信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。
封套是清代外送公文在封包后增加的外封，以便驛站傳遞。此封套正面使用格式固定的刻印版本，在空白處手寫填充有關(guān)內(nèi)容。全文為楷書：“自龍州行營發(fā)內(nèi)一件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午時右仰越南三宣提督劉永福開拆”（其中“十九”和“午”三字模糊不清），中間居上部蓋有篆體方形關(guān)防印章。
此外，封套上還有法國情報、檔案管理人員所記的４處標(biāo)記：
一是上方有一行手寫法文：“Ｅｘｐéｄｉｅｒｌｅ１９ｏｃｔ．１８８３”（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寄出），與原件標(biāo)示“光緒九年九月十九日”時間吻合，估計是法軍情報人員所寫。
二是右上方的數(shù)碼“１２５”，系檔案管理人員將文件歸檔時所加的頁碼編號，按卷編排。法國外交部、海軍部所存中法戰(zhàn)爭檔案各卷頁碼，或為手寫，或用數(shù)碼器加印；有的缺漏，有的重復(fù)。此信的頁碼非按順序從頭到尾排列，而是從尾到頭顛倒。
三是檔案管理人員將文件歸檔時所蓋的圓形圖章，位于封套文字框內(nèi)的左上角。因法文文字過于模糊，無法辨認(rèn)。該圖章也加蓋在此信的信封上。
四是檔案管理人員將文件歸檔時所蓋的橢圓形圖章，位于圓形圖章下方，為法文大寫，漢譯為外交部檔案館”。該圖章在此信大多數(shù)頁碼加蓋。
封套的背面為封條，上書“籌辦邊防廣西布政使司封”，為刻印品，扁形宋體字。
信封居中位置為豎寫毛筆正楷字“劉永福大人勛啟”，唯前４字已褪色。右上方蓋有徐延旭的正方形篆體字印章，左下方亦有一枚正方形印章，但字跡模糊，無法識讀。
信封上除檔案管理人員歸檔時加蓋的兩方印章外，還有情報人員手寫標(biāo)記的兩處法文：一是右邊的“ｌｅｔｔｒｅａｄｒｅｓｓｅａｕｇｒａｎｄｍａｎｄａｒｉｎＬｉｅｕｖｉｎｈｐｈｕｏ?ｃ”，意為“寄給劉永福大人的信”。二是左上方的“Ｌｉｅｕｖｉｎｐｈｕｏ?ｃ”，為“劉永福”三字的對譯，但“ｖｉｎ”比右邊的拼寫方法少了一個字母“ｈ”。信的正文用暗紋信箋書寫，圖案模糊。凡４頁，每頁８行，正行１８字（抬頭行１９或２０字），正楷。每頁均有檔案管理人員加蓋的圖章和頁碼編號。全信近６００字，對劉永福的抗法大業(yè)充滿褒揚之聲和期望之語。茲將其加以標(biāo)點、分段，迻錄如下：
淵亭大兄麾下：
聞之識時務(wù)者為俊杰，能立功者為英雄。麾下四月之捷，斬將搴旗，令彼族不敢正視，中外聞風(fēng)，亦既以俊杰、英雄屬之麾下，況復(fù)名動天聽，優(yōu)荷褒嘉，大丈夫至此，可謂榮矣。凡有血氣，宜何如感激圖報。
今者天子霽顏以望，海內(nèi)拭目以觀，以為彼虜轉(zhuǎn)瞬可殲，河內(nèi)指日可復(fù)。亦既數(shù)月，戰(zhàn)事未聞，不知者竊有所疑，或謂始強中弱。鄙人則知麾下待時而動，斷不肯虎頭蛇尾，貽笑千秋。或因勇稀，或因餉缺，或因天時未就，或因軍械未齊，均不能不慎始圖終，以期萬全勝算。
今值冬令水涸，聞麾下新勇漸次募就，將有事于寧平，特飭委員黃汝乾、張鎮(zhèn)良領(lǐng)解餉銀至北寧兩統(tǒng)領(lǐng)處投繳，即先解交麾下三千兩，以為稿［犒］軍之需，到日祈為查收。此后源源接濟，缺乏可以無虞。近日軍火陸續(xù)抵龍，亦復(fù)取之不竭。
昨接岑宮保來信，將親領(lǐng)大軍來駐山西。又況四處義民蜂擁而起，皆有奮勉圖功之意。麾下正宜趁此機會激勵將士，謀取河內(nèi)，無令他人捷足先登，致失前此威名，是為至要！
倘河內(nèi)驟難得手，則分兵以擾南定、寧平，或步步為營，以圖河內(nèi)。兵法或正或變，或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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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兵以疲敵，或出奇兵以制勝。彼族雖船堅炮利，我可見景生情，以謀濟勇；或更與義勇及各軍聯(lián)絡(luò)聲勢，使其接應(yīng)不暇，一遇有懈可擊，則痛加剿洗，務(wù)奪堅巢。想麾下當(dāng)自有權(quán)衡，無俟鄙人贅論矣。
茲于月之初二日由龍起程出關(guān)，初四日安抵諒山駐扎，消息更易相通。立盼捷音，勉之，勉之！毋負(fù)鄙人厚望也。
專泐預(yù)賀，并請勛安，諸惟英照不備。
名另具
不難想見，讀完這封贊譽有加、接濟軍餉的信函，劉永福的抗法信心當(dāng)備受鼓舞。那么，徐延旭是在什么情形下寫這封信的呢？這要從劉永福黑旗軍出國避難、抗擊法軍侵越之事說起。
三徐延旭撰寫此信的因由
徐延旭（？—１８８４），字曉山，山東臨清人，“咸豐十年進士，出知廣西容縣。師克潯州（今桂平市），與有功，累晉知府”①。時法國侵越事態(tài)擴大，因地緣關(guān)系，加之越南是中國的藩屬國，同治帝于同治九年（１８７０）令廣西巡撫“蘇鳳文密派干練有識之員前往該處確訪一切情形，繪圖貼說，并將近日安南與法國情意是否融洽之處據(jù)實奏聞”②。
隨著法軍不斷向北進逼，中越邊境安全問題日益突出，清流派紛紛奏言強化邊防，援越抗法，山西巡撫張之洞“薦唐炯、徐延旭、張曜材任將帥”③，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則“薦道員徐延旭、唐炯知兵堪任邊事，并招致劉永福黑旗兵為己用”④。
經(jīng)清流派鼓動和諸多臣工呼吁，清廷確實感受到了越南問題的切膚之痛，采取了一系列調(diào)兵遣將行動，于光緒九年九月“丙戌，命何如璋督辦福建船政，倪文蔚為廣東巡撫，徐延旭為廣西巡撫。己亥，撥廣西庫銀十萬濟劉永福軍”，繼而“詔南北洋及沿江沿海諸省嚴(yán)戒備。……詔李鴻章舉將才，命岑毓英出關(guān)駐山西，……命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在總理各國事務(wù)衙門行走”⑤。此外，還“命唐炯、徐延旭出關(guān)，彭玉麟辦粵防，張佩綸會辦軍務(wù)”⑥。
這些軍事部署中，徐延旭頗引人注目。從同治九年除知梧州，到光緒三年遷安襄荊鄖道，八年晉升廣西布政使，分別用了７年、５年的時間完成從知府到道員、布政使的升遷。轉(zhuǎn)瞬之間，光緒九年他便從布政使擢拔巡撫，提升之快，令人乍舌。個中原因，除得到上峰的賞識和薦舉外，廣西毗鄰越南的軍事地位不可忽視。
此前，徐延旭曾奉命進入越南追剿逃逸出境的反清農(nóng)民軍黃旗軍，探查法越軍情，并出任太平府知府，與來華的越南貢使多有接觸，著有“《越南世系沿革略》一卷，《越南山川略》一卷，《中外交界各隘卡略》一卷”⑦。自然，對旅居越南的黑旗軍及其首領(lǐng)劉永福比較熟悉。
劉永福率領(lǐng)黑旗軍從中越邊境進入越南，是因為不堪清軍兜剿的被動行為。入越之初，劉永福與清廷勢同水火，有不共戴天的仇恨。但當(dāng)劉永福在越南站穩(wěn)腳跟，為抗法大業(yè)做出貢獻之后，
①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４５８《徐延旭傳》，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版。
②《清穆宗實錄》卷２８７，同治九年七月癸巳。
③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４３７《張之洞傳》。
④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４４４《張佩綸傳》。
⑤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２３《德宗本紀(jì)一》。
⑥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１５５《邦交志三·法蘭西》。
⑦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１４６《藝文志二·史部·地理類外志之屬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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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軍忌永福，故越王始終倚任之”①。清廷意識到劉永福的作用，開始“籠絡(luò)”他②。特別是當(dāng)中法之間尚未公開宣戰(zhàn)的時候，利用劉永福黑旗軍抗法成為最理想的選擇，這就是張佩綸“招致劉永福黑旗兵為己用”和清廷下令“撥廣西庫銀十萬濟劉永福軍”的由來。
清廷對黑旗軍態(tài)度的轉(zhuǎn)變，源于疆臣們對劉永福黑旗軍看法的變化。云貴總督岑毓英從“劉永福本中國叛民，……首鼠兩端”③的鄙視到“土寇可驅(qū)，劉永福斷不宜逐”④的保護，再到后來“毓英次嘉喻關(guān)，永福往謁，毓英極優(yōu)禮之，編其軍為十二營”⑤的優(yōu)待，是疆臣態(tài)度轉(zhuǎn)化的典型代表，劉永福在清朝官員心目中逐漸從敵人變成朋友。
廣西方面，追剿劉永福黑旗軍曾是其重大軍事行動，但當(dāng)劉永福的地位和作用改變之后，廣西當(dāng)局醒悟尤早。光緒七年十一月初十日，廣西巡撫慶裕率先提出了與黑旗軍聯(lián)合抗法，“有警互相接應(yīng)”的主張。⑥但慶裕的繼任者倪文蔚對黑旗軍成見頗深，以“劉永福所部將卒，均系中國漏網(wǎng)匪徒”為憂。⑦光緒九年九月初九日倪接替裕寬擔(dān)任廣東巡撫，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升任廣西巡撫，⑧情況得以改觀。
徐延旭無論在布政使任上，抑或擢升巡撫之后，對劉永福領(lǐng)導(dǎo)的黑旗軍都沒有倪文蔚那種鄙視眼光。聞知越南政府“加封劉永福男爵”后，徐延旭即向倪文蔚報喜，稱此舉“實彼國中一大轉(zhuǎn)機也”⑨。黑旗軍在河內(nèi)紙橋戰(zhàn)勝法軍后，徐延旭又“飭劉團加意嚴(yán)飭，勿稍疏懈；并囑（率軍駐扎越南的桂軍黃桂蘭、趙沃）兩路統(tǒng)領(lǐng)各飭所部，一體固守”O(jiān)10，以便聯(lián)合作戰(zhàn)。徐專門致函黃、趙，諄囑“劉永福是奉旨飭令我輩激屬之人，兄昨?qū)T持令，派其專司戰(zhàn)事”O(jiān)11云云，可見其對劉永福的器重。
光緒九年三月二十日徐延旭在廣西布政使任上奉命從省城桂林出發(fā)，前往越南部署軍事，有專折奏事權(quán)，故留下諸多軍情奏章。從奏章中可知他與劉永福的交往相當(dāng)密切，對劉永福勇于任事贊賞有加，如“越將劉永福矢志拒敵，氣不少衰”O(jiān)12等語。此信寫于徐延旭升任巡撫１０天之后。劉永福收到此信后，異常感奮。他率黑旗軍參加中法戰(zhàn)爭首戰(zhàn)———山西之役，繼而還投入北寧大戰(zhàn)中，多少受徐延旭信中激勵的影響，這從他給徐延旭的稟文中所云“倘各軍戮力前進，職員則奮勇向前，斷無稍行退縮，致負(fù)高厚之恩，而失生平之愿”O(jiān)13可以窺見。
①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５２７《屬國傳二·越南》。
②清廷于１８８２年９月２２日諭飭云貴總督劉長佑稱：“劉永福一軍，可為防軍聲援，亦應(yīng)設(shè)法籠絡(luò)，俾為我用。”見《清德宗實錄》卷１５０，光緒八年八月甲子。
③故宮博物院編：《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》卷３，１９３６年排印本，第２１頁。
④（清）岑毓英：《岑襄勤公遺集》卷１８，光緒二十三年刻本，第３３頁。
⑤趙爾巽等：《清史稿》卷４６３《劉永福傳》。
⑥故宮博物院編：《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》卷２，第７頁。
⑦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５冊，第２１９頁。
⑧《清德宗實錄》卷１７０，光緒九年九月丙戌。
⑨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２冊，第２４９頁。
O10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２冊，第２５０頁。
O11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２冊，第２５６頁。
O12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５冊，第２３１頁。
O13邵循正等編：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·中法戰(zhàn)爭》第２冊，第４０７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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